核心提示：江青来了，进门也不坐，演戏一般大叫：老帅们救救我，八一厂要破坏我的《红灯记》，我求求你们支持我。当时叶帅主持会议，他冷静地叫江青坐下慢慢说。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李德生同志说，今天太晚了，是不是明天上午去？江青非要“突然袭击”。
本文摘自《报告文学》作者：舒云，原题：《江青“帮”我做导演——著名导演严寄洲口述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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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6月23日，“劳改”近3年的我们从山西高显总政五七干校被押回北京。还算“犯人”，只不过“恩准”在家，可以到大门口买东西、拉蜂窝煤，就是不能进城。造反派老说我不老实，其实我老实透了，天天夹着尾巴在家待着，做做饭，看看书。
那时，江青时不时就窜到八一电影制片厂来转一圈。一天晚上，中央军委正在三座门开会，江青来了，进门也不坐，演戏一般大叫：老帅们救救我，八一厂要破坏我的《红灯记》，我求求你们支持我。当时叶帅主持会议，他冷静地叫江青坐下慢慢说。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李德生同志说，今天太晚了，是不是明天上午去？江青非要“突然袭击”。没办法，叶剑英、李德生又邀上参加会议的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等同志，江青在一大帮人的前呼后拥下，连夜“杀”到八一厂。不知道这位“旗手同志”哪一根神经兴奋了，又“关心”起了我，突然问那个“反革命”导演放回来了？为什么没专他的政？江青的话就是“圣旨”，造反派连夜把我从被窝里抓起来，梦还没醒我又成了囚犯。而这时还没有安排我的牢房，临时把我关到被称为“经济宿舍”的平房里，半个月后，转移到厂区的桃园。
偌大的“监狱”只关了我和厂长陈播两个人。但再一想，还有桃园里的108棵有情有意的桃树呢。不多不少，整整108位“梁山好汉”。在我的十年“监狱”生涯中，这是最后一段，尤其是经历了揪斗、关押、毒打、劳改等等非人的折磨，桃园真成了我的“桃花源”了，那是我“监狱”生涯中最开心最有情趣的一段。我和陈播早在抗战时期在战斗剧社时就是老战友，在江青眼中，我们都是她点名的“重犯”，“罪大恶极”。我顶着一大堆“帽子”，什么“黑线人物”，“漏网右派”，“三名三高人物”，“毒草专家”等等，都快把我压趴下了。而这一切，都源于我从《南海长城》开始与江青的“深情厚意”。江青在文化大革命前对我确实很“好”。人家都说，你跟江青同志一块工作真幸福，我也以为呢，实在不知从此却整惨了我。极平常的事在“文革”中都上了纲线，成了我的“滔天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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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成的《南海长城》是最令我伤心的一部影片，这一年我50岁。
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的剧作家赵寰创作了多幕话剧《南海长城》，公演后，轰动全国。剧情主要是1962年国庆节前，大南港民兵连长区英才率民兵抓到化装的特务，得到敌人的登陆计划，经过斗智斗勇，终于全歼敌人。1964年春，总参谋长罗瑞卿指示总政文化部调《南海长城》剧组进京演出。6月19日晚，毛泽东和江青观看并与演员合影，几天后江青在中南海丰泽园和剧组谈了修改意见。八一厂决定把《南海长城》搬上银幕，总政文化部请江青作为艺术顾问。8月初，江青到海南岛疗养，她在三亚的大东海招待所调看了我导演过的大部分影片，有的甚至看了两三遍。认为我虽然还达不到一些老导演的艺术水平，但还可以用。江青返回北京后，在中南海丰泽园召见了我和另几位领导，谈了对中国电影的看法和她对拍摄《南海长城》的一些设想，要求八一厂把《南海长城》列入她的“样板电影”。
我专程到广州，与编剧赵寰一起下部队体验生活。回京后，在文学剧本的基础上，根据江青的意见，我很快写出分镜头剧本，交给厂长陈播，请他转给江青审查。陈播与江青打过交道，知道她很难相处，说我只能送总政，不能直接给江青。我认识她，她也知道我，但我们没有工作来往。我急着开拍，说你直接送就完了，还要什么手续，我给江青寄。
八九天后，江青打电话找陈播，说剧本看过了，叫他找一些人到她那里谈。在总政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带领下，我们一群人到了中南海丰泽园，江青喋喋不休讲了很长时间。第二次开会，不仅总政的头头来了，总长罗瑞卿也来了，每人都拿着厚厚的分镜头剧本。会开到半截，江青到卧室吃药。罗瑞卿叫起来，严寄洲啊，你这个剧本看也看不懂，是怎么回事啊？我说，这是导演剧本，推拉摇移技术用语一大堆，你当然不懂。显然，罗瑞卿对“陪绑”深感不满。临走，罗瑞卿握着江青的手说，江青同志，谢谢你直接关心部队的文艺工作，我们是很感动的。但是你身体不太好，一些具体的事情你就不要管了，我告诉陈播，你说的我们一定很好落实。江青听了，气得直翻白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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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2月，经过一年多筹备，《南海长城》摄制组成立。要是按我的进度，很快就会拍完。但我只拍了外景，就让江青给“折腾”黄了。
在《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有这么一段，“……在此期间，江青同志又看了电影《南海长城》的样片。接见了《南海长城》的导演。”这位“旗手同志”也确实关心《南海长城》的拍摄，1966年2月，江青在上海指示，《南海长城》要当作试验田，要总结自己的一套经验。她要求我们下去生活前，回厂先把我的影片看一遍，讨论一下过去的经验教训。那一年中，我被她“教诲”了不下20多次。实事求是地说，我并不认为江青是坏蛋。我觉得她懂文艺，懂电影，又是毛主席的夫人，我非常尊重她。但她对《南海长城》提出的批评，有些我不同意。想不到这位“旗手同志”一言堂，我还天真地认为这是艺术探讨，当然争论到最后还是我“投降”。这都成了反江青的过硬材料，人家批判我，你这人扶不上墙，江青对你这么好，你还老和她唱对台戏。不是我反对她，实在是江青太难“伺候”。看样片出来，汽车离台阶有几步。江青说你要累死我，车近了又说你要压死我。一块看片，小放映间热得不行，江青怕头套被吹掉，不许开电扇。电影看一半，她出汗了，又忙着吃药、换衣服。陪她看电影，简直就是陪绑，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我一连看十几遍，烦都烦死了。看电影就好好看吧，江青老东一句西一句，也不着边际。所以灯一暗，我马上躲到远处。江青发现了，说你怎么跑那么远？我说我眼睛不好。如果仅仅是这些事，还好应付。江青对摄制组瞎指挥，她随便一说，我们就特别难办。真所谓伴君如伴虎，一句话，跟着江青没法干活。
1965年7月，《南海长城》摄制组全体演员及部分工作人员先到广东汕头的渔村体验生活。摄影师是我拍摄《哥俩好》和《野火春风斗古城》等影片的老搭档曹静云和张冬凉，曹静云50年代在香港就是很不错的摄影师。江青不了解，却偏要调北影厂拍过《早春二月》的李文化来当摄影师。此时李文化正在拍《煤店新工人》。江青一句话，就是“圣旨”。通过文化部电影局，我马上告诉北影的副厂长田方，立即把李文化从现场撤下来，到八一厂报到。李文化十分紧张，不知道这么紧急叫他干什么。他拍摄的《早春二月》作为大毒草被批判一年多了，虽然摄影师不用承担主要责任，但也是惊弓之鸟。我叫他先看看剧本，几天后，我带李文化到中南海。江青说，你就是李文化？我看你拍的《早春二月》拍得好，从摄影角度来讲。真不错，但你那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现在我要你来为无产阶级服务，怎么样？李文化连连说，好好。
无论白天黑夜，江青一个电话，我就得到中南海报到。几乎天天有事。你安排好了吧，她又来翻云覆雨。1966年初，江青叫我到中南海，你拍的《海鹰》，我在海南看的是旧拷贝，颜色都褪光了。昨天我调新拷贝来看，哎呀，拍得不错嘛，构图色彩都不错，摄影师叫什么？我说叫蔡继渭。江青说，那就把李文化换下来，用他摄影。我说，江青同志。李文化已经商借过来好几个月了，他现在已经到南海体验生活。戏还没拍，就换下来怕不好。江青想想说那就算了。
在北京筹备完毕，各类人员基本落实，剧本修改也到了尾声。一天半夜，江青打电话找我，那时我家还没有电话，我到前一排行政科长家接。江青说，我跟你说，我们无产阶级的彩色片，要用无产阶级的色彩，不能用资产阶级少爷小姐的那种颜色。让演员出去晒太阳，要晒黑，才有个渔民的样子。江青的指示当然要坚决执行，我跟化妆师一说，化妆师坚决反对，天这么热，皮肤晒爆了怎么办？那大花脸怎么化妆？黑一点还不好办，完全可以通过打底彩解决。第二天下午，江青又来电话，劈头就问晒太阳了没有？我说正在散步，马上就晒。我想叫演员在外面转转也就算晒太阳了。
江青瞎指挥的事情还很多，影片中有一个外号叫“大光灯”的女特务，在影片中勾引民兵靓仔，我想既然是“美人计”，那就应当挑选既漂亮又妖冶的演员。江青大发雷霆，女特务这么漂亮，这是阶级感情问题。江青为突出一号人物区英才的英雄气质，让演区英才的男主角王心刚咬着匕首跳崖。我说不行，这么高的悬崖，惯性会把嘴震豁，而且也不合理。江青生气了，说这是艺术嘛，艺术真实不同于生活真实。我不再反驳，心想这已经超出生活常识的范围了，决定你说你的，我干我的。日后这些都成了“阳奉阴违”。
江青最会鸡蛋里挑出骨头，说样片我看了两遍，心情很沉重。严寄洲同志，你这是搞中间人物啊？区英才是党的领导，一号人物，应该坚决突出，怎么能推到后面去呢？江青几次说，区英才这个人物在舞台上就不够高大，这个英雄人物写不好，那么这部影片就是失败了。我那时哪里知道样板戏的“三突出”原则，而且那时，我导演的《野火春风斗古城》正红得发紫，我有点不知“天高地厚”，还想按银环的路子来安排人物。话剧《南海长城》中，一号人物区英才苍白，有些概念化，缺乏人情味。我拍电影一向追求人情人性。这样，我试图把区英才的妻子阿螺当成一号人物，把她血的教训作为全剧主线，着重描写她的和平麻痹思想，一旦吃了特务的亏，重新拿枪战斗的思想转变过程。这样可以增强艺术效果，深化主题。设想是对是错，完全是艺术范畴的事。江青却极不满，在我们社会主义新中国，我们就是要塑造完美的艺术形象，我三令五申让你突出英雄，而你却大搞“中间人物”。
在上海这段，我已经觉察到无法再进行艺术创作了。江青看出我情绪低落，专门把我叫到锦江饭店单独“教练”。她的秘书用测温器测定江青最适合的温度后，江青进来了，问我多大了？49岁。噢，我还比你大3岁。你现在一个月多少薪金？170多块。噢，我比你还多30多块，够用吗？够了，我爱人是剪辑师，她也有薪金。身体怎么样？很好，有时有些偏头痛。呀，那得治，柴秘书，你看上海哪个医院好，让严寄洲先看看病。我说不必了，等拍完片子再说吧。就是这个谈话也成了我的罪证，说影射江青对我进行私人拉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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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对“样板戏”《南海长城》管得具体，她常常信口开河，说过的话，转眼可以不认账，甚至可以说是敌人造的谣。特别是在男女主角上，一天三变。《南海长城》的角色换了30余人次，每次变动都记录在案。摄制组提出意见，我自己还一肚子苦水呢，也不便更多地解释，只能说，这都是江青指示的。女主角阿螺，我看中了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演员王蓓，她因主演电影《马兰花》出名。江青说她气质不行，毫无商量的余地。换吧，换谁？江青说，你马上把上影的祝希娟找来，她演《红色娘子军》中的吴琼花不错。我马上联系，上影说，祝希娟怀孕四个月，不能接戏。江青又说，我在上海看过一部歌剧，女主角不错。我去联系，上海歌剧院说，此人生活作风恶劣，我们准备开除，你们不能用。只要江青大嘴一张，我就四处商借。江青也没个准谱，乱说一气，结果呢，有的是江青多年前看过的戏里或影片里的演员，现在老得一脸皱纹，根本没法上镜。还有的早改了行，不当演员了。一大圈忙下来，一个都不行，最后江青不得不同意让王蓓试试。
8月底，我随第二梯队到广东外景地，坐了几天火车，刚到广州，还没喘口气，就被江青“拎”回北京，我还以为发生了“世界大战”呢。下了飞机，我直奔总政文化部，陈亚丁说，江青对阿螺这个角色不放心，觉得王蓓不合适。我顶了一句，还有谁合适？都体验一个月生活了，王蓓受到了渔民的表扬，反映很好，而且马上就要开拍。江青也没有女主角的人选，那怎么办？陈亚丁说，田华可以试一试。我问，这是不是江青的意见？陈亚丁说，江青没有说，她只是让换演员，你又没有人选，就试试田华吧。
田华正在摄影棚里拍《秘密图纸》，厂里让她停拍一天试戏。《南海长城》的班子都到了广州，在北京我是“光杆司令”，借《秘密图纸》的机器和摄影师，也没有男主角配戏，正好《秘密图纸》的男主角是王心刚，就“抓”来配戏。样片很快冲洗出来。江青看了，不说女主角行不行，却一脸兴奋说王心刚上镜头，从什么角度看都好看，他演区英才合适。这是哪对哪？我顿时傻了眼，你明明是说女主角不行，要换女主角，怎么现在又要换男主角了？这叫什么事？气得我对厂长陈播说，我还当什么导演，叫她干算了。陈播说，怪谁？你自己找的，谁叫你把剧本送给她看？现在说什么也晚了。不过话说回来，江青是影片的艺术顾问，你怎么可能不给她看剧本，你不给她，她也会要。
我真是有苦难言啊，男主角本来就已经几经周折。最初男主角本来想用本厂的演员赵汝平，他主演过《岸边激浪》。在我以前的片子中虽没用过他，但我看过他的戏，他身上有一股农民气质，与剧中的区英才接近。江青看了定型照，一口拒绝，说气质还可以，但不漂亮，你用张勇手试试。张勇手形象英俊，是八一厂的台柱演员之一，与我合作过《海鹰》、《赤峰号》等多部影片，他还演过《林海雪原》中的少剑波、《奇袭》里的方勇等。我换上张勇手，拍了一段戏。江青看了样片，又说不行，张勇手渔民气质不行，还不如赵汝平。转了一圈又转回来了。我能说什么？去做张勇手的工作，再让赵汝平上。男主角刚换过来几天，江青又来了事，她在电话里说，我想了想，恐怕还得用张勇手，他形象好。朝令夕改，人家“官”大，你有什么办法？我只好硬着头皮再去做工作，赵汝平下，张勇手上。这是江青自己敲定的男主角，应该平安无事了吧？张勇手已经到南海深入了一段生活，谁知道江青现在又变了卦，要换王心刚了。但谁敢顶撞江青？我非常为难，但又不能不承担责任，把已经晒得黑黑的张勇手调回来，换上王心刚。
男主角总算是几上几下解决了，可是女主角阿螺怎么办？江青认真地想了一下，你看田华和王蓓谁合适？我如实地说，从目前两个人看，王蓓似乎比田华合适。江青说，那就算了吧。你报告罗大将，只要他认可了，就用王蓓吧。罗瑞卿早就不耐烦江青的出尔反尔了，他看了样片，说既然这样了，那就用王蓓，不换了。几天后，江青传过来话，既然罗总长意见不换了，那就这样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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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景地实拍了两个多月，我白天与摄影李文化看外景，晚上做计划，角度，颜色，光线等等，包括一些细节的处理，都要考虑到。因为是江青亲自挂帅，我一丝不苟极了。说实话，我拍了半辈子电影，《南海长城》是用工夫最深的，最费劲的。怎么拍国庆呢？又要拍得与过去不一样，又要拍得好，我们决定拍渔港的场景，蓝天碧海，调来几百条船，每条船都挂上国旗，镜头会很好看。于是，摄制组连夜组织人员做国旗，并通过市政部门调渔民渔船。一场戏大张旗鼓拍了3天，场面十分壮观。李文化摄影就是好，镜头进展慢，但如诗如画。毫不夸张地说，后来八一厂再拍《南海长城》，拿李文化拍的全部外景样片观摩，仍然觉得有意境，超不过。
在广东汕头拍完外景，摄制组返回北京。厂部通知，要我带著全部的外景样片到上海请江青审查。江青提出让主创人员到上海来，一块谈谈。她提的名单除了摄影师，全部是正面人物。为什么反面人物就不能参加呢？演了反角，就成了坏人啦？我向陈亚丁和张春桥提出，他们说，江青同志怎么指示，你就怎么执行好了。我早就发现江青不讲理，她说得再不合理，也要听她的。江青说，样片我看了，心情很沉重，有些问题想同大家商量，这是由话剧改编的，主席和我都看过话剧，所以一定要把它拍好，拍成样板。从现在的样片看，差距还很大，我让你们拍成“大江东去”，你们却拍成了“小桥流水”。
我们辛辛苦苦忙了那么长时间，江青一句话，就全盘否定了。可是她根本没说过什么“大江东去”，从来没说过。每次她的讲话我们都整理成文稿存档，哪里有这几个字？而且从拍成的样片看，著名摄影师李文化把南海渔村拍得无比优美，气势宏大，根本不是什么“小桥流水”。当然我只能在心里反驳，嘴里一句不敢讲，谁敢捅江青这个“大马蜂窝”。
江青根本不管别人的情绪，她还在对女主角耿耿于怀。江青接着说，还有那个扮阿螺的演员，没有渔家女民兵飒爽英姿的气质，像个小家碧玉，她是上海30年代的人，要撤换掉。你们要重新调整班子，重新下渔村体验生活，和渔民实行四同，外景全部重拍，怎么样？有信心就拍，没信心就算了，不用的样片由我负责。我这才明白，原来江青一直要换女主角的原因在这里呀。王蓓13岁时在电影《乌鸦与麻雀》里演过一个小角色，小孩也成了30年代的人物？冷场了，江青的脸越来越阴。我勉强说，王蓓不合适，可是演阿螺的女演员实在难找呀。江青狠狠瞪我一眼，说你身后的那个演员怎么样？她就可以演啊。我回头一看，这是从铁道兵文工团借来演群众的一个年轻女演员，我还以为江青是在开玩笑。张春桥插了一句，你们这些当导演的，脑子就想着赵丹、白杨。我马上顶了一句，我没请赵丹、白杨拍过戏。江青严肃地说，严寄洲同志，我代表全国的年轻演员，求求你们导演，培养培养我们年轻演员吧。我向你鞠个躬，我再给你作个揖。我连忙站起来，说江青同志，这是个好事嘛，我一定试试她，一定试。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批斗我说，好你个反革命分子，你竟敢把咱们最最敬爱的伟大旗手气得向你鞠躬作揖，你不“罪该万死”吗？
过几天，江青来了，当着一些演员的面“安抚”我，拍完《南海长城》后，你还准备拍些什么？我说，还没有考虑。江青“热情”地说，现在好几个戏在等着，有一部小说叫《战斗在滹沱河上》，还有《欧阳海》的童年生活也可以拍嘛。另外，我们还有三大战役，老拍不成，也可以拍嘛。我不冷不热地说，我年纪大了，今后拍军事题材的影片恐怕不行了。江青说，怎么？你对我有意见？有意见就不干了？我说我不是不干，是累了，拍军事题材的影片体力上受不了，我已经50岁了。江青一下就翻了脸，怎么？你对我有意见？有意见我可以不管了。“文革”中这自然又成了我的一条罪状。
2月底，我回北京继续寻找女主角。并奉命调整了摄制组的班子，再度下南海渔村体验生活。有一天接到电报，把《纪要》收回去了，当时我猜测，可能是公开了罗瑞卿的名字问题，也许是对30年代的估价问题和《新民主主义论》有些不一样。我当时嘴也没有把门的，说只有部队几个人开个会，中央就当正式文件往下发，连地方的意见也没有征求，把中央文件放在哪里？也只有江青这条路，别人行吗？以后才知道《纪要》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一步，难怪如此杀气腾腾。我哪至想到，整个国家的灭顶之灾和我个人的灭顶之灾从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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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厉害的运动也比不过文化大革命，全国是“三家村”，我们八一厂是“四家店”。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上边来了几个“钦差大臣”，要把八一厂这潭“死水”抽干淘尽，把我们这些“王八”打捞出来，重建一个新的八一厂。八一厂顿时被“烧”开了锅，一晚上全厂大字报就糊满了。领导班子几乎都成了走资派，一大批艺术骨干成了当然的“黑线人物”，著名电影演员王晓棠、张良等也没“逃掉“。开始我算“落伍”者，后来才知道，原来我是样板电影《南海长城》的导演，与江青通着“热线”。但不打倒我，与我关系密切的编导也不好打倒。于是造反派大造舆论，说我散布江青在上海怎么怎么。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这可捅到了江青的痛处，她最怕别人知道她30年代的那些事情。江青马上火了，她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文艺界的造反派大会上发表万言讲话，咬牙切齿地说了一句，严寄洲这个王八蛋。
八一厂第二天就批斗我，我实在是不服气，鼓起勇气大喊一声，我能不能讲话？主持会议的造反派说，大家不许吭气，听他讲。我问，“王八蛋”是什么性质？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本来热哄哄的会场哗地“冷”下来，造反派头头只好说，严寄洲今天态度很坏，押下去。接着向江青汇报，说小报上说江青30年代的乌七八糟的东西，都是严寄洲说的，江青信以为真。
我终于理解江青为什么老那么别扭，30年代是她的一块“心病”，说穿了江青心虚，上海电影界摸她的老底，所以江青选中八一厂的《南海长城》作为样板田。拿她自己的话说，她攻来攻去攻不动，上影不可信，北影、长影也都有30年代的人物，看来只有依靠解放军了。江青选中我当《南海长城》的导演，过了一段，发现我是上海人，而且30年代正在上海，她的“心病”又犯了。突然的一天，江青叫我。过去江青谈话，都有总参谋长罗瑞卿，总政副主任刘志坚以及总政文化部部长陈亚丁和八一厂厂长陈播，连讨论“又臭又长”的分镜头剧本他们也都要从头到尾地“陪绑”。可这次很奇怪，就我一个人。江青笑笑：每次大家来，光听我说，今天想单独和你谈谈。她叫工作人员给我一杯茶，好像很随便，“哎呀，寄洲同志啊，我先问问你，自从我头一次见到你，我就总有个感觉，30年代你不是也在上海吗？我好像见过你。”我十分肯定地说：“不，我不认识你。”江青问：“你在上海哪个文艺团体呀？”我说我不是搞文艺的，我在上海世界书局当练习生。江青还不放心，又问：“你在上海是哪一年入党的？”我说我是1938年到延安后入的党。江青这才一块石头落地，谈了对《南海长城》的拍摄意见，请我吃了一顿饭，放我走了。
其实30年代我就从小报上知道江青，她在《狼山喋血记》里演女主角。那时在上海，江青顶多算四五流的演员，说她是三流演员还抬举她了。记得筹拍《郑成功》时，郭老的夫人于立群还说，这个戏有我的角色没有？于立群很漂亮，30年代曾是明月歌舞团的演员，拍过电影《王老五》。当时她演女一号，江青演女二号。上海女演员太多，她也不漂亮，我对她印象不深。我一到延安，就听说了她的故事。当时反对的声音很多，可我从来没说过她的坏话。但江青并没有放过我，一两个月后，江青在人民大会堂又一次接见文艺界的造反派，说八一厂那个“反革命”导演严寄洲态度很恶劣，她在病中，指示我一次，我反对一次，这个“反革命”分子整整折腾我剥削我3个月。这还不够，江青又补充了一句：“他没有什么也不起的，他当导演是胶片把他培养起来的。旧社会他在上海是个画广告的。”这一下坏了，红口白牙给我定了性，干柴浇汽油，造反派马上把我揪出来“火烧”。从此我的苦难开始了。一言难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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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12月31日，我总算从桃园“监狱”回到了家。
我的家被赶到了酱油坊改的“牛棚”里，地上还留着锅炉印子。全部东西放不下，书架放在桌子上。我在门口捡碎砖头，垒个小厨房，还做点好吃的。儿子这时也从云南回来了，一家四口总算团圆。看到我被放回来，全家都很高兴。
那天晚上我一夜没睡，和老伴王荣华讲了一夜话。有两件事我很感动，一件事是父亲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去世了，文化大革命中母亲住在上海妹妹家。我被关起来后母亲去世，老伴没告诉我。妹妹和妹夫老骂我不来信，老伴也不好解释，每个月照寄几十元钱到上海。我放出来半个月，看我情绪平稳一些，一天晚上，老伴才说，我得跟你讲，你关起来后，你妈去世了，就等你回来，她死不瞑目。我当时眼泪就流下来了。在我被关押的时候，组织上找我老伴王荣华谈话，要她划清界限，离婚。也怪，我们这些“黑帮”的家属，没有一个提出离婚。这么多年了，是不是反革命，谁心里不清楚？我挨斗回家，老伴对我照样很好，孩子们对我也很好，衣服破子给我补，给我倒好洗脸水，做好饭，总有不断的温暖。如果连老婆孩子都成了对立面，还有什么活头？
还有一件让我感动的事是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李德生为我们“黑帮”说了话。李德生到八一厂，说严寄洲是严寄洲的问题，与他家属无关，家属和子女不能动，所有“黑帮”的家属都不要动。李德生当时是党的副主席，又是总政主任，八一厂的顶头上司，八一厂的造反派不敢不听。其实我根本不认识李德生，非亲非故，他完全出于公心，把我家和许多“黑帮”的家保了下来。因为李德生的态度明确，后来我们就没怎么挨打。
那时我还不知道，承蒙江青“关照”，我的案卷“荣幸”到了中央专案组第二办公室。恢复导演工作后，我到抚顺拍《再生之地》，上午先到沈阳，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让沈阳军区文工团团长告诉我，先不要走，下午他开会，晚上他要见我。剧组大队人马先走了，留下我等着。我对李司令员说，我总算见到你了，我代表全家老小对你表示感谢。李德生告诉我，中央二办送来你的案卷，按江青的指令，要把你们几个，陈播、你、张加毅、冯毅夫等全判重刑，你是20年徒刑。可是又没有任何材科，我们觉得没罪，怎么执行？我就拖，拖来拖去，直拖到我离开总政，仍无一个明确结论。
党的十大后，总政主任李德生抓八一厂的工作，惹恼了“旗手”江青。江青批示道：革委会是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为什么撤销八一厂革委会？我不同意，我们四个人坚决不同意。中办秘书处把江青的批示转回总政。经总政党委研究，八一厂整顿情况和领导班子配备意见，都是经总政党委讨论的，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再次以总政党委的名义向中央军委写了报告，经周总理、叶剑英副主席赞同，政治局多数同志同意，江青没再无理取闹。但她怀恨在心。1974年3月5日，江青、张春桥等参加几个文艺单位代表的会议，江青发表了“放火烧荒”的讲话，说八一厂的领导班子我们不承认，政治局没批准。这时，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李德生调到沈阳军区任职，一些人写报告要把他揪回北京批斗，遭到叶帅抵制。加上毛主席几次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江青成了泥菩萨，这才顾不上揪斗李德生了。如果李德生“倒台”，受他保护的我们就不知道又要遭到怎样的残酷迫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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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我还闲在家里。虽说得到了很有限的自由，但我仍感觉四处黑暗。在最苦闷的时候，我到天安门广场的纪念碑前，去凭吊和我一起入党宣誓的7个战友。这已经是我的老习惯了，我到青海当兵前也到纪念碑看过我的7个战友。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我被揪出来，那时还有自由，我也去了。我一望见高大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顿时那股支持我一生的力量又回来了。我的7个战友为革命献出一切，他们得到了什么？他们什么也没得到，只有纪念碑是他们的一部分。和他们相比我是幸存者，我现在活得好好的，我还有什么想不通的呢？什么都可以想得开，我的问题一定能解决。我不能沉沦下去，我不能自杀。然后我从天安门到了前门，去听相声。听完相声再去全聚德吃烤鸭，我要高兴。我根本没有考虑这么严肃的斗争，你还到前门听相声、吃烤鸭，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回来我还跟人讲，这成了造反派批判我的“活靶子”。
被关起来时我50大寿，到总政做出政治结论，算起来该60大寿了，莫名其妙，整整被“剪”掉了十个年头。我虽然被放回了家，仍不给安排工作，不死不活“吊”在家里。还是不能乱说乱动，不许进城，仍是“黑人”。我不管，放出来的第二天我就进了城，排队买张月票。那时身上钱也不多，只能买最便宜的市区月票，以后每个月我都去排队买月票。到北京那么多年，过去因为忙，和一些老战友“老死不相往来”，北京的好多地方都没去过。现在每天拼命坐公共汽车，每天算计，坐了多少次车，月票“赚”了多少钱，然后心满意足地回家。终于盼到给我补发工资，几千元，在那时就算多的了。问我是要支票还是现钱，我马上说我要现钱，好久没见钱了，真想。会计说那你明天再来。领到了钱，我还不甘心，又补了了句，你们替我存了这几年，利息钱呢？利息当然是没有，能把这一大笔钱拿回家，就已经把我高兴坏了，我决定马上买一台电视机。六里桥买不到，我跑到菜市口、西单，反正管不住我，抱回一台14寸的北京牌黑白电视机。真了不得，经过监狱的非人折磨后，能舒舒服服地坐在自己家中看电视，真是做梦也没梦到的神仙日子。
那时“四人帮”虽然还没倒，但已经是秋后的蚂蚱。工资虽然补发了，但我的问题还“悬”在半空，一时做不了结论，全家还只能住在做酱油的“牛棚”里。这时，湖南一位省委副书记捎信叫我到湖南去玩，他是我抗大的同学，实际上是叫我到湖南电影制片厂拍纪录片。我带着我的“反革命”摄影师（厂里居然给我们开了介绍信）。先到了广州，然后到长沙。省委副书记说，找你来，是想让你把湖南厂搞起来，弄一弄，你调湖南来怎么样？来不来？房子、政治结论都给你解决。那时我还没有落实政策，而且心灰意冷。过去当导演挺出风头，一呼百应，这一“关”十年，厂里不会让我干导演了，我自己也不想再干导演，一心想回老家。还没放出来我就想好了，决不再干“业务”。可种地我不会，当农民养不活自己，干体力活我也干不动了，今后就是到书店去，当个店员，不当老板，不用负任何责任。书店干净，还老有看不完的新书。
1975年10月20日，总政党委做出结论，给我恢复职务，那时四人帮还没倒，给我的结论最后一段是过去工作中对江青不恭。我不同意，但人家说这是最后结论，我无可奈何签了字。我身上尽是笑话，1977年3月4日，总政干部部来了两个干部找我谈话，说过去给你做的结论不对，要改成你工作中对江青不正确的东西有抵制。我说，反江青？我可没有那么高的水平，艺术上的争论是有的，我并没有抵制。过去结论我是被迫签字，现在我也不能往自己脸上贴金，算了吧。两个干部说，严寄洲同志，这是总政党委的结论，不能因为你这一句话，再开一次总政党委会讨论吧？我再一次无可奈何地签字。摇身一变，我竟成了“英雄”。
1976年10月，我到生产区打长途，走上楼一看，副厂长刘沛然正在房子里跳，手舞足蹈。我说你吃错药了？跳什么呢？没什么事，他就笑。我心想现在还有什么高兴的事，值得跳？值得笑？刘副厂长说，清规戒律不会有了，你放心，今后搞故事片，日子好过了。我还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他闭口不说了。还没等我走到门口，刘副厂长实在忍不住，说你跟毛主席保证，绝对不讲。我说好，我不讲。“上海帮”抓起来了。那时我还真不明白什么叫“上海帮”，也不知道什么叫“王张江姚”，刘沛然是厂党委委员，他知道。他再次嘱咐我，你要讲了，咱们都倒霉。我兴奋极了，也“传染”上跳和笑的毛病，笑着三步两步往楼下跳。忽然我打了个冷颤，站住了，不对，是不是“钓鱼”？对，“钓鱼”，一定是“钓鱼”！我当然希望“上海帮”倒台，整整十年，老母生活无着，含冤去世，妻子发配到山西劳动，尚未成年的儿子发配到云南边疆“改造”，真正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我被江青害得这么苦，我怎么能不恨江青这伙“上海帮”？但我害怕，我确实被整怕了，生怕再三进宫四进宫。那些天，我很想找人聊聊，又不敢和任何人“互通情报”，“憋”得我就一个人到院子里转。平时倒头就睡，那几天我天天睡不好，吃不好。希望是真的，又怕不小心露出来，出什么事情。能看得出来，有人知道，兴奋得要命，但谁都紧闭着嘴不说。在公开宣布前七八天，院子里来了个卖小百货的，推车上装着手纸肥皂什么的。他大声喊：快来呀，三公一母，全抓起来了。我正在院子里转，他敢讲？我一下愣住，他怎么知道？他都知道了，这一定是真的。那时在饭馆里，谁也不认识，就互相碰杯，人心所向啊。从来不喝酒的我回去就大碗喝酒，接连几天睡不着觉。不过，这回是太高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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