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人文】文革初湖南批判林增平“运动”

林增平先生，1923年生，研究领域主要是中国近代史，1966年他的职务是湖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另有湖南省政协委员、湖南省历史学会副会长、湖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副主任、湖南师范学院院务委员诸头衔。文革开始，他与年纪相仿，学术上也初有建树的湖南师院中文系马季高、羊春秋先生一同被打为湖南“三家村”，一起被批斗。

　　需要说明两点：第一，林增平先生是我的恩师，由我来写这样的题目，可能会有感情因素的影响。好在我不是评论此事的是是非非，因为是非早已有了结论，同时正因为我是林先生的弟子，才有机会了解一些情况。第二，我生于1957年，1966年文革开始，我9岁，1976年文革结束的时候，我19岁。换句话说，我实际是在文革中长大的，可能会以自己局部的经历、经验代替对极其复杂的文革的认识。不过，我相信这也会给我研究文革带来一定的“好处”：既有对文革的直接观察和体会，却又没有文革中纠缠的恩恩怨怨。

　　我写这篇文章，不是为恩师鸣不平、出气，而是希望为人们了解文革的真相出一点小小的力。

　　批判的发生

　　批判林增平运动发生于1966年6月，也就是文革刚开始的时候。

　　1966年6月，狂风暴雨突然袭来。先是湖南师院历史系布满大字报批判林先生，紧接着，17日，《湖南日报》第一版半版、第二版整版、第三版一部分，全都刊登着批判林先生的内容。

　　笔者1989年12月8日日记记：

　　与林老师谈起文革时他挨批判的情形。他说：“1966年文革开始后，有一天早上，邻居老石告诉我，系里贴了许多你的大字报，你去看看吧。我来到历史系，我惊呆了，一夜之间，墙上贴满了批判我的大字报。过了几天，《湖南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文章批判我。我和中文系羊春秋、马季高三人，被打成“湖南师院三家村”。不久，我们被关进学生宿舍二舍，用铁门把我们锁起来。除了我们三家村外，历史系不少年纪大的老师也被关过。到学生大串联，没人管我们，我们才被释放。

　　6月18日，湖南师院召开批判林增平大会。林先生自此被批斗，有的人还对林先生用了“武斗”。批判林先生不仅在湖南师院，据《湖南日报》报道，湖南黔阳、武冈、岳阳、长沙、湘潭、新化、株洲、零陵等地，都开过批判林先生的大会。自6月17日起直至6月30日，《湖南日报》天天都有批判林增平的文章，有时一整版不够，还要再加上半版。

　　与此同时，林先生的著作被列入查禁范围。

　　只有批判、斗争(或至“再踩上一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没有人为他说情，更没有人敢替他辩护。

　　很显然，批判林增平运动是经过周密策划的、有组织的行为，不是自发的、分散的、一般的群众运动。因为照常理，自发的盲目的运动，有人批判他，也总会有人为他辩护。此外，《湖南日报》6月17日开始批判林增平，6月18日湖南师院开批判大会，特别是，那些偏僻的地方、从来没有读过林增平著作甚至根本不知林增平为何许人的“人民群众”也参与到批判中来，没有有组织的、权威性机构周密的布置和策划，是不可能的。

　　很多师友曾告诉我，批准批判林增平先生的是陶铸。陶铸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稍后又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1966年8月2日)，位列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陈伯达之前，号称第四号人物，1967年初被打倒(后含冤而死)。当时林增平先生四十刚出头，只不过是一个小有成就的青年学者而已，作为中共第四号人物，陶铸绝对不会知道林增平的名字，批准批判林增平只是职务行为。那么，谁是批判林增平的直接组织者呢？当时的档案现在不可能公布(甚至可能被毁)，作出批判林增平的酝酿决策过程还不能够完全明白，笔者推测，可能是工作组、湖南师院党委、湖南省教育厅，但更可能是湖南省委，因为《湖南日报》大篇幅且连日的批判，以及湖南各地的批判，没有湖南省委的同意(甚或是直接组织)是不可想象的。此外，1966年6月，权力还是掌控在党委手中。总之是高度组织的行为。

　　如前所述，林增平先生当时的真正实际职务，只是副教授、历史系副主任，一介书生而已。当时的他，算是有些成就的青年学者可以，硬给他戴上“学术权威”的帽子，恐怕他承受不起。因为那时即使只算中国近代史领域，范文澜、黎澍、刘大年、胡绳、胡华、罗尔纲等资格更老，年纪也更大的学者都还健在。就算林增平真的“反党反社会主义”，一个略带书呆气、在书斋埋头苦读、不善言辞的他，能有多大能量？有必要如此兴师动众批判他吗？可以想到，“小题大做”的背后，对他的批判，表示了某种趋向，某种理念。可能的是，一些人理解的文革，与最高领袖所要做的文革，其性质、目标、方式有相当程度的差别。那就是：与1957年反右一样，文化大革命是整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批准批判林增平的陶铸的心目中，文革就应该如此。

　　类似“湖南三家村”，各省同时有很多人被批判。“现在，只要翻阅一下1966年 5 月至 8 月底各地的所有‘机关报’，你就能从上面到处都是连篇累牍的点名批判文化与教育界名人的大块文章，体会到文革那个阶段的气氛与性质。那些被批判的人们，所获的罪名都差不多，均离不了那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只是被批者的名字不同，北京是‘三家村’，上海是周谷城、周予同、贺绿汀，江苏是匡亚明，浙江是刘丹、林淡秋，湖南是康濯、林增平，四川是马识途，广东是秦牧、欧阳山，等等。相同的是，批判者都是各省党委的‘机关报’。”此一点可说明批判林增平不是孤立的行为，批判这类学者、文化人，是有组织的行为，是“全国一盘棋”。如同1957年，是在全国又抓了一批“右派”。本文前面说，批判林增平先生的组织者很可能是湖南省委，但政策却不是湖南省委的，而是全国的。

　　应该说，虽然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不是最高领袖的主攻方向(主攻方向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最高层的“走资派”当然是刘少奇)，但并不违背他的想法和意愿。领袖亲自主持起草的“五一六通知”多次提“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北京的“三家村”，湖南的“小三家村”，以及前列文革开始时各省被批判的学术文化界人士，自都属此类人物。所以直至领袖逝世，并没有给这些被批判的知识分子平反。就林增平本人来说，后来虽然不在“牛棚”了，但仍然是下放劳动。

　　到1966年8月9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明确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运动转向，重点为冲击刘少奇为代表的中共党内干部，但是“十六条”仍然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可见批判“反动学术权威”仍然是文革的任务之一。

　　林先生的回忆，说后来没人管他们了，才被放出来。实际是后来运动的重点有了转移，即转移到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化人、学者等不过是“翻不了天”的小牛鬼蛇神而已，所以就被放出来了。而初期布置整“反动学术权威”的各级干部，不少人自己成了被整的对象。而且，就湖南省来说，有些运动初期被整的各色人物，后来还成了造反派的骨干。

　　因为报纸的推波助澜，批判林增平事件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湖南师大历史系的莫任南先生曾告诉我，文革时他与林增平先生同被下放到湘西，一次他与林增平先生到理发店，当理发师傅知道他们是湖南师范学院的人时，师傅问：“你们那里有个林增平吧？”师傅用手比画：“《湖南日报》这么大一版批判。”彼时林先生只有苦笑而已。

批判的内容

　　从文革的批判林增平先生，我们大体可以看到批判者的一些思路和文革批判运动的一些方式。

　　下面是《湖南日报》(1966年6月)批判林增平的主要文章目录，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本文舍弃了原有的署名：

　　17日 第一版 《彻底揭发和批判林增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

　　第二版整版接第三版《林增平反党反社会主义材料摘编》，署名“史卫东”，应为化名，大约以历史学捍卫毛泽东之意。

　　18日 第二版(报道) 《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彻底把一切牛鬼蛇神斗臭斗垮斗倒 师院革命师生职工集会愤怒声讨林增平的滔天罪行》。

　　第三版 在《我省工农兵愤怒声讨林增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滔天罪行》标题下，发表七篇批判林增平的文章。

　　19日 第六版 在《我省工农兵愤怒声讨林增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滔天罪行》标题下，发表九篇批判林增平的文章。其上大字通栏标题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资产阶级权威”。

　　20日 第三版 在《我省工农兵愤怒声讨林增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滔天罪行》标题下，发表五篇批判林增平的文章。

　　21日 第三版接第六版 《再看林增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狰狞面目》，长文，署名史卫东。

　　22日 第一版 《无产阶级的史学阵地不容任何牛鬼蛇神霸占放毒 把林增平这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蛇彻底铲除 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口诛笔伐愤怒声讨林增平的滔天罪行》(报道黔阳、武冈、岳阳、长沙、湘潭、新化、株洲、零陵等地批判林增平的活动)。

　　第二版 在《我省工农兵愤怒声讨林增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滔天罪行》标题下，发表七篇批判文章。

　　第三版(全版) 刊登湖南师院批判林增平的大字报。

　　23日 第三版 在《我省工农兵愤怒声讨林增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滔天罪行》标题下，发表五篇批判文章。

　　30日 第二版头条 《坚决夺回被林增平霸占的史学阵地》。

　　批判林增平的内容，第一为“反党反社会主义”。

　　林先生真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吗？据我所知，林先生的确是民国年间受的教育，那个时代受教育的人，比较1950年到1966年受教育的人，西方的影响要大些，因而对民主、自由这些东西有一定的认同。但是，五十年代开始，林先生和许多史学工作者一样，接受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洗礼，强制也罢，自愿也罢，按我的了解，林先生是心悦诚服的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当然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并自觉运用于自己的史学研究中(当然也带有那个时代的特点)。显然，他没有也不可能说过一句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话。

　　那么，何以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呢？我们举《彻底揭发和批判林增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一文为例。此文给林增平列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状为：1，毛主席说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林增平的著作则“自始至终”强调“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满汉贵族官僚之间的矛盾”，“清廷与立宪派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导致清廷的灭亡。2，毛主席说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林增平却要“正确评价”帝王将相在历史上的作用，“帝王将相是国家的代表，把帝王将相的命都革掉，并不叫革命”。3，“美化”帝国主义的侵略，说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为中国民族主义经济创造了更为广阔的余地。4，美化改良主义，鼓吹晚清立宪派的进步作用。5，污蔑农民革命，如林先生说太平天国没有也不可能把从皇帝包括一切士绅在内的地主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反对，说义和团有“落后性”。等等。今天看来，这不过都是很普通的史学观点，或说代表一家之言。但经过寻章摘句，再加上当时的左的气氛，便成了十恶不赦的罪状。

　　当然，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不是法律语言，没有也不可能有准确的界定，所以也根本没有一个起码的客观的标准。说你“反党反社会主义”，你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第二，也是更多篇幅，是关于史学的，说他是“反动权威”，说他是当时已被批判的邓拓、吴晗、剪伯赞的同伙，说他“霸占史学阵地”。6月17日《湖南日报》第二版整版加上第三版一部分为《林增平反党反社会主义材料摘编》。其逻辑与上面所说的差不多，但这篇摘编系摘录原文，许多地方倒是显示了一个学者的真知灼见，因为林先生原文章有的已经找不到，所以这为批判的摘录倒是很珍贵的资料。现摘录数条如下：

　　“以论带史”是研究史学中的一种偏向。

　　光讲空洞的历史发展规律，没有具体的史实，是庸俗的社会学的论点。这种影响的存在，必须纠正。

　　不能把杰出的帝王将相所起的作用都抹杀，抹杀是不对的……对帝王将相不是打倒的问题，而是如何运用马列主义观点正确评价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农民反封建不当成一个制度来反对，反皇权不当成一个主义来反对。

　　农民反对地主不作为一个阶级来反对，这样提法没有错。农民只能看到自己村里有一个地主，没有看到地主阶级。如果农民把地主当成阶级来反对，那就不需要马克思主义来阐明阶级斗争观点了。

　　无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规模是如何的宏伟浩大，它也不可能建立起取代封建社会的新制度。

　　尽管洋务派军阀官僚并不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但又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兴起。

　　与此相关，林先生也曾赞同翦伯赞的“让步政策”观点。亦成为批判他的证据之一。

　　林先生确也有“不识时务”的情况。1966年3月25日，湖南师大历史系召开批判清官会议。此时最高领袖组织批吴晗《海瑞罢官》已有几个月，文革已是箭在弦上，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可林先生在此次专门批清官问题的会上却说：

　　不能把海瑞这个人看作一把废纸，向字纸篓里一丢就算了，皇帝也有好坏之分。

　　清官在历史上的作用不能否认，他们的某些政策，客观上对人民有利。清官是客观存在的，你要打也打不倒。

　　清官能减轻人民的负担和痛苦，封建社会中的酷吏和清官是对立的。

　　我们只能从统治阶级的标准来看他们的清廉。

　　在清官中，把“爱民如子”联系了，统一了，统一于忠君爱民。

　　清官是统治阶级的另一类型，主张有限度地榨取人民，缓和与人民的矛盾，主张适当限制贪官污吏……清官能起到压制豪强，减轻人民部分痛苦的作用。

　　书生可爱，直书胸臆，却不知辨别政治风向。这些言论自然也成为他的“罪状”。

　　如上所述，文革时期对林先生一类知识人的批判并没有什么理可讲，也基本上没有什么理论上的东西，大体上是罗织罪名、“无限上纲”而已。如果有一个思路的话，那就是“左”：凡是资产阶级和历代统治者，都应该批；凡是农民造反，应该无条件歌颂；凡是最高领袖说的，字字句句都是真理。其根本在于此次运动要整一批“反动学术权威”，如果没有，就象1957年那样，“找出”一批。

　　题外的话

　　文革已过去整整三十年，就算我这仅仅算是在文革中长大的人也已近“知天命”之年。但文革却是不该忘记的事情，如果忘记，我们就会重复文革的悲剧。

　　林增平先生在文革中的遭遇还不是最坏的，他的生命毕竟是幸存下来了。而就在同是湖南省内的道县，曾有四千多无辜的人被残杀，有不少是全家被灭门，包括不满10岁的儿童和超过70岁的老人。那些被毁灭的生命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悲剧发生？

　　不只是四人帮坏。仅仅四个坏蛋，即使再加上他们的同伙，怎么就能推动八亿人民进行十年之久的大混战？

　　不只是毛泽东的错误。为什么毛泽东号召搞文革，就几乎所有的人都跟着走？

　　我们的民族应该反思，甚至包括被批被斗被整的人。

　　有些当年参加过文革的人，也有文革后出生的一些刚进学术圈的学者，认为文革初是老干部整牛鬼蛇神，而后被老干部压制的造反派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整老干部，其后造反派再挨整。文革的确有这样的过程，但我以为这只是表象，是仅仅从利害关系看问题，也把复杂的文革简单化了。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肯定有(甚至很尖锐)，但长时间采取非理性甚至非人性的做法，并给社会造成了那么大那么多的创伤，应该进一步深思。

　　从近的说，是中国人把阶级斗争扩大化。过分强调阶级斗争的结果，是你整我，我整你，今天勇敢斗争别人的人，转瞬间就可能被打倒，成为被斗争的对象。八亿人民，除了阶级斗争，还是阶级斗争。从1957年反右派，1959年反党内右倾，直至文革，越搞越大，破坏也越来越大。今天，中共中央强调和谐社会，我以为这才是社会发展的正常道路。

　　从更深层的因素说，是我们的民族还缺少什么，多了什么。

　　缺了人权民主。我们的文化传统中，缺少把人当人的观念，人往往只是实现某种目标的工具。近代以来，人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身体住宅不受侵犯的权利，似乎被经常提到，但根本没有真正实行，有时只是政敌之间互相斗争的口实。

　　缺了法律意识。“反党反社会主义”是个什么罪？何谓反党？何谓反社会主义？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另外，即便是罪犯，甚至死刑犯，也有他的权利。比如死刑犯，他有权利按照所犯的罪行量刑，有权利请律师为他辩护，在羁押期间有权利得到人道的待遇。而这些在中国是很难被认同，更难做到。

　　多了迷信、盲从和个人崇拜。此一点，过去探讨的很多，不再赘述。

　　以上这些分析，似是老生常谈，但要知道我们的社会还远远没有改变上述因素，也就是文革还可能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