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人文】“蚩尤”的原型解读，在中国古代历史研究中的地位

从“蚩尤”的漢字字形研究上，突破一个僵化的、教条的历史观，对研究中国的历史的起源的重要的启示作用。几个问题：蚩尤是不是人？蚩尤与炎帝、黄帝的战争是怎么回事？蚩尤与传统文化“龙”的关系？蚩尤与倉颉創字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历史学界、困扰着文字学界，所以，解读“蚩尤”，也是解读历史学界、文字学界的一把钥匙。通过解读蚩尤的含义，也是对我们的文字学观，历史学观的一个重大突破。
蚩尤：蚩：ㄓ虫，ㄓ：与币字互为倒置，也就是倒置以后可以作为币值使用。ㄓ：屮一，屮：杂草，一：自然状态，ㄓ：草丛之意。虫：动物的总称；蚩：出没草丛的动物，倒置以后可以作为币值。尤：是“无”字的变体，与犬字比对，犬（犭）者为猪。尤：实为疣豬。蚩尤是出没草丛的疣豬。并不是指人类。尤字与龙字比对，尤匕为龙，蚩尤被杀也就是龙。文献记载黄帝戰蚩尤涿鹿之战，蚩尤在中冀涿鹿被擒杀，尸体被分解。繁体字龍：立月、匕（首）、己彡，字义上为长肉、杀头、碎尸的动物，也说明了“龍”的原型是豬，不是人类。涿鹿从字义分析得出，很多豬和鹿出没的地方，形声猪猡。甲骨文龍是具有獠牙的动物头上架着一把“辛”字匕首，正在承受宰杀。獠牙的动物在中国，只有象和豬，而且，創立漢字的黄河流域的北方，只能是豬，并不出产象。
九黎：蚩尤属于九黎族，九黎也不是人类部落的称谓，九：与尢比对，极其相近，指很久、很多之意，黎：黍ㄉ（饣），以黍为食（ㄉ），九黎指一直以黍为食的动物。族：形声豬，古代对人类的称谓一般使用“氏”，不用“族”。文献记载：“舜时有人豢龍。。。命之族”。可见，族就是龍，就是豬。
以上只是说明了一点，蚩尤的原型是“豬”，不是人。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理解文献中记载的历史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作用。炎帝与蚩尤之战，也就是人类与野猪之间的战争，当然，“神農世衰”指炎帝处于劣势。黄帝戰蚩尤，九戰而不胜，也说明了蚩尤的危害之烈，但是，明白黄帝戰蚩尤也是人类与野猪群落之战这个解读历史的关键点。
文献记载：蚩尤八十一兄弟，都称为蚩尤。说明了蚩尤是一个群落的总称。另外，蚩尤不是“氏”，“氏”是古代对人的一种称谓，是“化”变体，也就是可以教化的意思；“民”也是“氏”的演变而成。在理解“蚩尤”是野猪群落的基础上，我们再来分析中国的古代历史，因为，蚩尤贯穿于中国整个历史的过程。
华夏民族历史究竟有多久远的文明年代？这就牵涉到对上古史信史体系中的蚩尤和炎黄。文献记载的炎黄和蚩尤的关系都是敌对的关系，炎黄是重要的历史人物，炎黄的称谓也有所区别。炎帝指黄帝之前，火耕先民的总称。炎帝、黄帝出于少典，少典也是指農业不发达的地方，也就是陕西的黄帝陵、炎帝陵所在的地域。蚩尤是野猪群落，在少典地域，不断的侵入史前先民开垦的農田中觅食，引起了人与野猪之间的冲突和战争。炎帝时期一直任由蚩尤在田里觅食，先民只能承受野猪遗留的一些收成。黄帝时期也就诏令天下，拿起武器，习武干戈，建立专门对付野猪的軍隊，发明了轩辕指南车，有效的制止了蚩尤之乱，也就是野猪灾害。这就是开辟了中华文明的黄帝戰蚩尤的涿鹿之战。当我们能够从漢字体系中，解读这些称谓的字义，也就可以理解黄帝时期的历史和文化。
对于这些称谓的理解，就必然要对这些字义的解读。这就需要对黄帝时期的倉颉創字的原理、性质、解读字义的方法有所理解。倉颉創字就是处于黄帝戰蚩尤的历史史实的情境之中，解读称谓的字义，才能理解从一个史实背景上，进入到一门历史学、漢字学研究情境，才能结合对黄帝戰蚩尤、倉颉創字、嫘祖发明缫丝织造的丝绸文化中，立体地研究黄帝时期的文化和历史。荀子解蔽篇中“好书者众矣，倉颉独传者一矣”。虽然考古学没有完全证明黄帝时期的倉颉創立漢字，但是，我们通过解读字义的方式，建立漢字学的理论，证实倉颉創字这个史实。关键我们应该从倉颉創字这个钥匙入手，从而达到一种对黄帝时期的史象作出新史观上的解答、与史学新观点的突破，这是我们研究倉颉創字的目的，意义和方法，当代历史学学者、文字学学者所必须付诸的切实行动。让我们解读黄帝时期的历史和文化状态，也就是拥有一种新颖的方法，建立一种新的逻辑思维关系。三皇五帝的历史也是建立在黄帝历史的基点上，也是通过漢字表述，而传承至今的。漢字是中国历史的载体，不能研究漢字本身蕴含的字义，也就不能抵达創立漢字时期的历史和文化。
当人类意识到人类的历史，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意义的时候，才真正意识到对历史的研究和探索。文献只是记载历史的一种方式，考古也不能涉及到历史的时间点上，难以与历史事件相对应，也就不能作为验证历史的依据。尤其是对于黄帝时期这个特殊的历史时间点、空间点、事件点的印证，考古学和文献学也都无法克服时间的错位，空间的错位问题，更不能解读黄帝戰蚩尤的历史事件。唯一的方法就是解读黄帝时期的倉颉創立的漢字的字义。
有许多代的哲人学者在不懈地研究“我们民族上古文明史有多久”，但都一直无法理络出一个基本的上古史体系的框架，也就是少一种史学理论的构建。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倉颉創字对阐释黄帝时期的重要性、逻辑性、关键性等，一味把黄帝时期，倉颉創字，嫘祖发明的丝绸文化野蛮地定性为神话和传说，成为不研究，不值得研究的理由。所以，中国历史的成为顾颉刚的“层累学说”，“东周以前无史”的历史研究现状。关键还是我们墨守成规，教条守旧的历史观、文字观，另一方面也衬托出我们历史学界的学识和史识水平。没有宏观、微观两方面的历史观，没有立体式的历史观，只有片面的历史观，单线传承的历史观。
对中国古代历史研究者，其说法主要依据文献，考古，另外就是主观的理解和杜撰，历史观从来难以一致，没有一个固定的规则。道不明说不清，处于“裁不断、理还乱”的混乱状态，没有头绪与条理――这是当今史学、考古部门的实际状态。笔者只是论说一点，倉颉創字是解读黄帝时期这个特定时间点、空间点的历史的最有效的工具，我们历史学学者、文字学学者，首先研究倉颉創字的思维和逻辑，学会分析字形，解读字义，而不是完全依赖于师承文献记载的历史。
如果我们对倉颉創字这个史实的态度，必然造成对于历史研究上的困惑。我们对漢字的理解，可以说“大字不识”的字盲。怎么可以理解創立漢字时期的历史和思维逻辑，缺少这一点基本的常识，还肆意否认倉颉創字，黄帝戰蚩尤的历史。使得我们不得不面对着一个有着“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古国”历史却只有了“三千年的证据”。东周以不是没有历史，而是，由于我们对漢字的无知，不能解读以字承载的历史，只能理解以文献记载的历史。漢字是最简短、最直接的历史文献，也是最原始、最可靠的黄帝时期的历史文献。我们不认识漢字，不能从漢字中解读字义，不能解读創字时期的历史和文化信息，难道我们应该怪罪于古人没有文献流传下来吗？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史学界，文字学界，实际上，我们没有找到恰当的方法，没有建立合理的思维逻辑。一直围绕了商代的甲骨文，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错误的思维逻辑，错误研究导向，就如同“紧箍咒”一样禁锢了我们的思维。形成这种历史学研究、漢字学研究的尴尬地步，这一史学研究究窘态只是我们史学观点造成的，史学研究态度形成的。为什么不能改变一下研究历史的态度，重新建立研究史学的逻辑呢？历史学界往往依赖于考古学取得的成就，不可否认，考古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仰韶文化等各地的古代文化遗址，这些遗址中的实物遗存，又会给我的什么样的启示。这些也需要我们具有史识的学者研究和阐释的，并不是为我们历史研究不能突破的借口。例如红山文化的遗址中出土的玉猪龙的玉器，从史学角度分析，龙的概念应该是从漢字的起源开始，红山文化早于倉颉創字，也就不应该称为龙。从玉器的器形上分析，红山文化的玉器器形就是豬的形态，扁平的鼻子，圆形的器形，说明了器形反映的就是豬。但是，一些所谓的专家认为：是狗，是熊，是胚胎。完全凭借主观的臆想，没有一丝逻辑，造成很坏的影响。这样考古对于史学研究没有丝毫的帮助，史学界的学者需要的改变态度，增长一点史识的学力。
再如1926年在山西考古发现一枚5000年前的半个蚕茧。这半个蚕茧的意义，又有谁能够充分时认识到。我们知道黄帝时期的嫘祖发明了缫丝、织造技术，黄帝时期距今大约4500年~5000年这个阶段。山西出土了5000年的半个蚕茧，意味着黄帝时期的嫘祖缫丝、织造技术成为可能，就不是“神话和传说”。无论是地理位置上，还是年代上，没有任何理由定性为神话和传说。这难道不是史学界研究的态度，研究的学识、学力方面的问题，难道是考古出现的问题。何况倉颉創立的漢字体系之中，巾部文字，糸部文字充分表明了黄帝时期、黄帝地域就是崇尚丝绸的时期，丝绸成为黄帝时期的文化重要标志。
这是一个史学界史识面的根本问题，僵化的史学界，教条的文字学界，无耻的专家和权威，造成了我们历史学、漢字学研究的现状。我们自己不想改变，学识能力也无法让我们改变这一现状。要改变现状首先改变对倉颉創字这个史实的态度，对黄帝时期的研究。否则，这种低能和智障的历史学，漢字学的现状是不会改变的。中国的历史不是缺少的资料，而是，缺少阐释这些资料的能力，我们的漢字学上的无知，必定造成历史学的局限，权威机构的臆断和杜撰，必定造成历史学界的无序和茫然。
我们拥有极其丰富的史料留存，包含着历史文献记载、传说和神话、民间人文故事等诸方面资料和大量考古发现的古代文化遗址。但是，我们仍然缺少分析这些资料的能力，不知道如何从这些资料中，解读黄帝时期~周代以前的历史。甚至，不知道建立完整的历史框架结构的能力，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倉颉創立漢字就是确定了黄帝这个历史的基准点，历史的框架就是建立在这个历史的基准点的基础上。研究倉颉創字，就是论证和验证黄帝戰蚩尤这个历史和文明的基点，原点的作用，也是解读黄帝时期的密码钥匙。
我们知道人是从动物猿猴进化，演变而来。但我们知道什么时间点位我们具有“人”这个明确的概念。也就是“人”什么时间真正从动物中脱离出来，成为真正的“人”，或者说成为漢字中所阐释的“人”。这也是对上古时代，如何区分与判别“野蛮与文明”的科学方法，也就是理解漢字“人”的字义。人是人类、人类社会的基因，文明是人类文明，人类的文明也是漢字阐释的人类文明。我们不知道漢字“人”的字义，也就不可能明白人类文明的哲学理论。文字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漢字就不是人类文明的标致？漢字不仅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漢字体系阐释了黄帝时期倉颉对人的思维和逻辑体系。黄帝戰蚩尤的涿鹿之战开創人类的文明，倉颉創立漢字体系承载和阐释了人类文明。这就是我对倉颉創字最基本的认识。
历史是人类的历史，人类的特性就是不断与自然界斗争的历史。蚩尤不是人类，而是，野猪群落。这一点在字义中已经充分说明了。中国古代文明史也是人类斗争史观，只有斗争史观才能与倉颉創立的漢字的斗争史观完全一致，与倉颉創立漢字体系斗争就是人类特性完全一致。倉颉創立漢字体系全面界定人与豬的关系，豬是自然界的万物的代表，也是动物的代表，其实质是界定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倉颉創立漢字体系就从蚩尤之乱，野猪灾害中得以启发人类的文字体系。不仅仅记录语言的载体，而是，古代先哲思想的表述。我们把黄帝戰蚩尤、倉颉創字、嫘祖发明丝绸定性为神话和传说，束之高阁，封存起来，这样的史学态度能够有所突破吗？
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哲学、军事学、政治学等各个方面，都不是独立的一门学科，彼此都有相互融合的成分。关键点还是集中在漢字学研究的成果，只有这样，我们的中国古代历史观才能出现立体感，才能多方面的论证我们的古代史。
我们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有所感悟，必须重新认识倉颉創字，重新研究黄帝时期，真正地构建起一个“人类文明史观”。切实有效地对考古学、文献学、历史学等各方面取得成果，动态的分析和研究，用新思维、新逻辑，用新漢字学的研究手段，新的历史眼光下来完成解读黄帝历史真象的使命。
在中国古代文明观上，我们出现很多的误区。近百年来，我国的史究者认为中华民族进入文明时代远远早于5000年，如贾湖遗址，仰韶文化遗址等，也就是農业文化的起点，是中华文明的起点。有的教条认为考古学发掘商代甲骨文才是中国文明的起点，无论是拉长，还是缩短中华文明的历史，都是错误的，也是不可靠的，也是无法论证的。我不对这些错误的观点进行驳斥，只是我们立足点第一是人，第二是漢字，第三是黄帝时期。因为三点实际上集中于一点，彼此相互印证。证明了原点就是黄帝时期，倉颉創立漢字就是阐释和验证这个原点。
黄帝战蚩尤的涿鹿之战开辟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间大约上下5000年。只有研究倉颉創字，才能摆脱与突破顾颉刚所述的“东周以上无史论”。不能单一从现有的文献资料解释，因为文献史不能解读文献以前的历史。漢字可以解读創立漢字的历史，从漢字中可以解读創立漢字的原理，字形与字义之间的思维逻辑，理解倉颉創字的思想。确定了黄帝时期的历史，也就可以确定五帝时期，夏商周时期，历史在时间轴线是延续的，不能解读的历史，并不能否定历史。这也是对黄帝时期历史史实验证的重要性，历史分为可信的历史，也有不可信的历史，但是，黄帝时期的历史不仅可信，而且可以论证和阐释。倉颉以字载史，为我们提供了解读黄帝历史的可能和依据，所以，倉颉被誉为史皇、字聖，一点也不为过。
史料应该非常广泛，除了文献、考古、神话等，我也该认识到漢字也是史料之一，漢字是可信资料的基础，也是甄别资料的依据和法则。“蚩尤”一直被认为人类部落的首领，经过字义分析，得出蚩尤不仅不是人类，而是野猪群落的总称。这样不仅可以化解疑古思潮的影响力，而且，我们还具备一种能全盘地释古的能力和释古的方法。这样为我们建立中国古代历史找到了理论依据和有力阐释古代历史有效方法。
在史学释古上是对信史中的最根本的许多历史称谓，如盘古、伏羲、女娲、炎帝、黄帝，倉颉、嫘祖等，对蚩尤、祝融、共工、刑天、夸父等字义的解读，同样起到释古的作用。对倉颉創字的研究，不能让我释怀，只有解读这些称谓的字义。才能使得我们真正认识他（它）们的本来面目是什么？解读长期压抑在我们多少代的史学研究的哲人们最困惑，最痛切的感受，因为，我们找到了一条通向黄帝时期有效途径，就是解读倉颉創立的漢字。漢字是解读古代的最基本的法则，漢字的本义，也就是倉颉創字所要表述的含义，就是漢字体系的“法”。不是无“法”，而是我们不懂“法”，所以不能解释上古的历史现象。总之，我们对中国上古时期历史的认识水平上，还是停留在不认识漢字的基础上。因为，自从有了文献记载历史以来，漢字学已经成为了绝学，周文王、孔子、东汉时期的许慎，都不能称为懂得漢字学的人。漢字学不是师承下来，而是，通过分析字形解读字义，理解倉颉創字时期的所要表述本义。然后，再去理解文献中使用的文字的字义，也就是衍生义。这就是漢字学成为绝学的真正原因，也是我们不是释古的根本原因。